理论视野丨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历史纵深与世界意涵
中国之所以是大国，不仅在于疆域广大、人口众多，更在于她“充实而有光辉”，有着高度发达的文化。国家之大，文化是最光彩的标识。没有文化认同，就不能凝聚起亿万人心，没有文化自信，就不能自立于世界，而文化主体性，则是认同与自信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新时代我们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任何一国的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都必须牢固确立自己的主体性。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在其五千年之久的历史纵深和独树一帜的世界意涵中得以彰显；而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强调，正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
“宅兹中国”
在构建国家文化特征和国人身份认同时，有的国家会诉诸抽象的概念。而中国的选择是“历史”，历史是解开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核心密码。
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铜器何尊，用122个字的铭文记录商亡周兴的故事。其中有四个字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宅兹中国”。虽然这里的“中国”还只是地理上的方位词，但在形与意的结合里流露出对“国之中央”、“天下四方中心”的自觉思考，中国的文明史由此展开。
《尚书》载：“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诗经·大雅·民劳》又说：“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里描述的是先秦时期理想中的“中国”——“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这里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是有着鲜明的文化特性——吾土吾民，文化之根。“中国”可以在夏的二里头，可以在商的殷，可以在周的丰镐和洛邑，政治都城可能会随着朝代兴衰而变动，但文化认同不会，“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在这样的文化认同里，文明社会初步形成，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也由此觉醒。与之伴生的，是元气淋漓的文化兴衍，礼乐制度、工艺器物、诗歌文章，还有诸子百家学说，共同造就了中国思想的“轴心时代”，成为后世思想的源头典范。
无论秦汉的“大一统”，还是盛唐的“九天阊阖开宫殿”，都是中国文化生机与活力的体现。中国文化从民族融合里，提炼自己的特性；在丝路交流中，强化自己的主体性。在这漫长的历史里，有了儒学的独崇地位，有了道教的兴起，有了佛教的东来。中国历史上的三教会通，根始终扎在中国大地。
到了宋明，中国文化迎来又一次高峰。面对周边政权的威胁，宋人将“居安思危”的底线思维注入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在重塑正统秩序的同时，强调朴素的道德情感，“存一分天理，即胜得一分人欲”。中国文化的道德主体，就在这天理人欲之辩中凸显。明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更是将道德主体与人性解放交织在一起，推动士人文化走入市井走入民间。因此宋明之际不仅有宋明理学，还有井水处流传的宋词元曲，有媲美莎翁戏的《牡丹亭》，有流传至今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中国文化在此时出现新一轮盛世，迈向新的高峰。
到了清前中期，“道统”与“治统”合于一身，极大地影响了清代的学术，加之“同文之治”的文化特色，不仅增加了国家认同，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法国学者维吉尔·比诺曾写道：“当人们翻阅18世纪法国思想家、经济学家撰写的作品、游记或报刊文章时，会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名字是如此频繁地出现，激起了那么多的赞誉之词。”可惜，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道德文教也难以动摇“船坚炮利”的现实。“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民族蒙耻，文明蒙尘”，近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同时，中国人又看到，“先生”总是在欺侮“学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谓“文明国家”制造的野蛮场景与关于中国主权的荒诞结果，打破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迷思。当时的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中国现代化转型到底要转到哪里去的大问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跳出了当时的“中西之辨”，扎根“吾土吾民”、面向未来提出“第三种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并以我为主体思考世界。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意识进一步形成。
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指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鲁迅在《摩罗诗力说》论及文化自觉的巨大效应，从诗歌及文艺形式的比较观出发，而振聋发聩之处落于“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五四”的新文化意义与革命性，与延安文艺运动、社会主义文艺建设探索有着目标同一性，都在围绕新的中国话语、新的民族形式如何形成。冯友兰先生写作于抗战时期的“贞元六书”提出“旧邦新命”，其中的“新”便是文化之新，自觉地提出再造一种“别共殊”即超越中西文化对立的新文化，此后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他更强调“中国特色”，认为这必然是深深植根于民族的历史发展和精神传统之中，问题意识集中到了如何传承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论引发人文学界普遍反响，“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在近十余年的时间里，不同代际的中国文化人共同把目光聚焦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民族的“自我”被现代观念的热能重新镀亮，并被更成熟的大众文化形式引燃，释放出极富时代感的文化创造活力。
如今，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何以中国”有了新的更深刻的时代意涵。未来的人回望我们的时代，将一如今人凝视泱泱中华的源流汇聚。民族复兴、中国道路，当今文化思潮反复讨论的两个核心议题，由“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提纲挈领地开辟出创新空间，我们又一次强烈感受到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凸显，这将为中国历史的展开打开极壮丽的宏大空间。
“世界历史的形成”
“世界历史的形成”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构想了前人所未曾想象过的世界。在他们的笔下，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图景徐徐展开：社会形态的演进与世界范围的融合同时并举，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正是这种纵向的升级发展与横向的整体性发展之间的交织互动，使得世界历史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发展态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所以有如此恢弘的历史想象力，在于他们对于人类交往特别是精神交往的研究与强调。
人类历史表明，交往产生了文明、扩散了文明，特别是不同文化圈之间的交往，显著地加速了“世界历史的形成”。精神的交往表现为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流，对于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来说，就是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文明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家，也是文化生命体，在历史上的文明交流互鉴中一直是重要的参与者。特别是古今“一带一路”，以商品为载体的交往也传播着东西方的文化符号及其意义，为道路两端的文明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是历史的幸运也是历史的必然，古代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中国，其文化保持了长期的延续性，保存了大量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物质遗存与思想元素。如今，在中国很多边疆省份的博物馆里，都能看到带有显著异域文化色彩的文物。古代中国面对外来文明所体现的开放包容的心态，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不断丰富壮大的重要原因，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古代中国参与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历史启示当下，保持文化主体性当然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同时比较、借鉴也为文化主体性注入了新的意涵，使文化主体性在文明发展进程中不断被擦亮。
中华文明在近代遭受了剧烈的“旧邦新造”过程，本质上就是古老中国探索成为现代世界历史的能动主体。“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现实依据和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与中华文化高度契合、内在融通，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化学反应”，挽救了民族危亡，并实现了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场化学反应的产物，是冠以“中国”二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面对马克思主义时，重视其所蕴含的强大真理力量，结合中国现实形成了极富能动性的理论，又将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文化，使主义朝着主义创立者当年畅想的人类未来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融入中国的历史，是在“世界历史的形成”背景下实现的，是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生动实践，也证明了文化主体性在精神交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以我为主”，在新的历史起点建设文化强国
对文化主体性的强调，往往是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前奏和必要准备。文化主体性使文化有了深深扎入土壤的“根”，获得了利用外部环境不断生长的基本条件，枝叶与花朵才有了出现的可能。
从人类历史来看，文化主体性形成意味着人类历史由区域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叙事。中国文化具有鲜明的主体性意识，这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时体现出的强大特质和精神力量。中国是一个“充实而有光辉”的大国，必然历史性地承担起构建世界秩序新叙事的责任，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也将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一道，从各美其美走向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在新的历史起点建设文化强国，当代中国衔接的是历史与未来，面对的是中国与世界，要立足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华大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的意义尤为突出。特别是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日益活跃、新的文化技术与文化生产模式不断丰富的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更要明确坚持什么，并在坚持的基础上拓展创新的最大空间。以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文化强国建设，特别要把握这一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特征。
“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体现着习近平文化思想之体：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在中国的新时代实现新飞跃。“第二个结合”确立了新时代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再次擦亮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使中国文化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更加鲜明的特色参与到人类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大历史之中，为世界历史的进一步演进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
中国传媒网摘编：亓淦玉 |
